革命、音樂、愛情-紅色青年呂赫若的沙龍事件

呂赫若.jpg近年來,日本文化在臺灣早已成了一門顯學,不僅青少年男女沉浸於偶像日劇-謂之「哈日」族,就連閱讀出版界的文化精英們對於日本風物、文學、建築、鐵道、旅遊乃至男女關係等話題也都紛紛趨之若鶩。回顧自身,雖然對於時下流行的哈日現象感應微弱,但我嗜讀呂赫若的小說、喜愛立石鐵臣(1905-1980)的民俗版畫、狂聽江文也的鋼琴音樂,因而也逐漸產生了某種關於「日本」的歷史想像。我尤其嚮往1930年代以降,乃至1940年代日治末期的這段時間,當時接受日本教育以及受現代思潮影響的一批台灣知識菁英(通常也是地主階級的富家子弟),開始回到家鄉本地過著布爾喬亞式的優閒生活,看電影、演戲劇、上咖啡館、寫小說、聽音樂會。雖然他們(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賴和)不時仍以寫作、參政、結社等手段進行文化抵抗,但在文藝界卻不乏相互勉勵、朝氣蓬勃的創作氛圍。在1997年的一場文學座談會上,作家巫永福感嘆:「在日本時代經營《台灣文藝》比現在容易現在的年輕人對這些東西很少涉獵,當時台灣人口只有五、六百萬,可以經營的很好,如今有二千一百萬人口,卻無法經營」。 

隨著吳新榮、鍾理和、楊守愚等早期台灣作家的日記出土,今日的我們與過去這段脫落的歷史之間開始出現某種巧妙連結。大約一年多前(2004年底),我在唐山書店第一次看到了中日文對照的《呂赫若日記》,記載了他從1942年至1944年間的日常點滴,場景橫跨日、台兩地,當下雀躍之情難以言喻。因為,這本《呂赫若日記》除了讓人藉此一窺他的文藝交遊圈子以及私人創作生活之外,似乎也隱然勾起了我的另一種「哈日」情結。

呂赫若日記.jpg就歷史研究法論之,已故文化名人(比如魯迅、胡適)日記不僅是考察往昔生活點滴的第一手史料,更是當事人最原始的自傳敘述。儘管「日記」本身以敘事為主,卻異於小說形式的虛構文本,因此有著較高的寫實性以及某種程度的私密性,但又不完全等同於攤在陽光底下的真實。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免不了希望藉由閱讀他人的日記來滿足窺探掌控的慾望(比如父母閱讀孩子的日記,情人閱讀另一半的日記)。而我,翻閱《呂赫若日記》時,不覺間總會特別留意他讀過的書名、常逛哪家書店、喜歡聽誰的音樂、看過哪幾部電影,然後在腦海中把這些零碎的印象再重新排列組合,繼而組構出一篇新的人生小說。 

呂赫若(1914-1951),出生於台中豐原潭子鄉的地方大戶人家。畢生熱愛文學、音樂以及戲劇藝術,尤其欣賞貝多芬與江文也的音樂,兼具小說家、劇作家、演員、音樂家、記者等多重身份,並且還通英、法、義、日語等多國語言。好友吳新榮(1907-1967,台灣醫界與政界的著名文人,白色恐怖受難者)形容他是「華麗的文學外交家」,林至潔(1926- ,原名林雪嬌,《呂赫若小說集》譯者)則稱他「台灣第一才子」。從上到下,由裡而外,才情洋溢的呂赫若幾乎可算得上是「風流倜黨、英俊瀟灑」,卻有個聽起來很「台」的本名-叫做呂石堆,不過這名字倒是讓他在革命事跡「東窗事發」而遭當局拘捕時逃過一劫(雖然最後仍以悲劇收場,但情治人員一開始都搞不清楚,原來呂石堆就是呂赫若)。日後他取作筆名「赫若」,主要出自他所敬佩的兩位左翼作家-朝鮮的張赫宙(1905-1998,近代左翼作家,戰後歸化日本)與中國的郭沫若,以及希望自己在文學界成為赫赫有名的年輕人(日語的「若」是年輕的意思)。 

呂赫若01.jpg1928年,呂考上台中師範學校,深受當時社會思潮與農工運動影響,喜愛閱讀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書籍雜誌,如《中央公論》月刊、山川均的《資本主義的詭計》、河上肇的《貧乏物語》以及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課餘期間,在日籍音樂家磯江清指導下開始接觸鋼琴,並曾在校公開演出鋼琴獨奏。畢業後,持續以聽唱片方式自學聲樂。 

1935年,年方二十二的呂赫若初試啼聲,在日本《文學評論》發表第一篇小說〈牛車〉,備受日本文壇矚目。1936年,這篇〈牛車〉與楊逵的〈送報伕〉、楊華的〈薄命〉一起入選作家胡風所編譯《朝鮮台灣短篇集-山靈》,成為最早被介紹到中國-也是戰前唯一成功出版個人小說集的台灣作家。後來這本《朝鮮台灣短篇集》一直流傳到了戰後初期,深刻影響五○年代苦於追尋文學傳統的台灣文藝青年(如尉天驄、陳映真等)。 

1940年,任滿公學校義務教職六年,原本無意於教職的呂赫若辭去了工作,獨自負笈前往日本,先後進入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東京聲專音樂學校(今昭和音樂大學)聲樂科,並接受長坂好子(1891-1970,日本著名聲樂家)的個人指導。同年底,在好友呂泉生的推薦之下考入東寶聲樂隊(東京寶塚劇場)擔任歌手,並隨團在東京「日比谷劇場」、「日本劇場」、「東寶劇場」各地排練演出《詩人與農夫》、《卡門》等歌劇,前後歷經一年多的舞台生活,閒暇期間持續寫作劇本與小說,常至附近的日比谷電影劇場以及神保町舊書街看電影、買書。觀看他這段期間的生活陳述,舉凡時興的法國、德國、日本影片,以及尋訪《戲劇作法》、《易卜生集》、《近代戲曲集》、《近代劇全集》、《台灣風俗志》、《戲劇社會學》、《歐洲戲劇史》、《戲劇的本質》等各類文藝著作,這段貧病交迫仍不斷自習戲劇、文學與聲樂的時光無疑是緊湊而充實的。 

中州俱樂部.JPG1942年五月,因身體健康欠佳,決定不再粉墨豋場,呂赫若搭乘最後一班輪船「富士丸」返台(居於台中潭子老家)。之後隨即展開另一頁文學與音樂的生涯,先是在台北加入《台灣文學》編輯,並擔任「台灣文藝家協會」小說部理事以及《興南新聞》記者。這段期間經常與張星建、巫永福、楊逵等人齊聚「中央書局」進行寒喧交流,洽談《台灣文學》相關工作。宴席間,偶爾被眾人要求高歌一曲,早年曾與呂赫若相互探討音樂藝術的蘇友鵬醫生(也是業餘小提琴家)回憶:「他的高音,他的volume、他的音量雖然沒有呂泉生那麼宏亮,不過他的音色很美,尤其是高音轉音,這個pianissimo唱的非常好」,摯友巫永福甚至直誇他的聲樂才華「猶在呂泉生之上」。在家伏案寫作之餘,呂赫若亦常搭車北上-與張文環、黃淂時(1907-1999)、王井泉等人相約於山水亭商討劇本、小說等發稿事由,並順道前往新公園的「台北放送局」與蔡香吟擔任現場獨唱的音樂節目(包括音樂劇《白鹿》以及歌劇《卡門》)。 

當時在台中市公園旁有一所著名的「中州俱樂部」,外觀為中國式建築,是許多台籍文藝人士(張文環、巫永福、張星建、葉榮鐘、李石樵、李梅樹、廖繼春、陳澄波、洪瑞麟)的社交聚會場所。這些文化精英們又被稱作「文化仙仔」,他們經常在這兒四處隨坐,悠然品茶、談天論地。 

呂赫若與友人.JPG此外,呂赫若與鹿港辜家(日治時期台灣五大家族之一)之間亦有往來。由於辜岳甫(1911-1936,辜顯榮的長子,其子為辜濂松)常和藝文界接觸,並在家中辦「文學沙龍」,定期邀請藝文界人士一起喝茶、聽古典音樂、討論文學話題。辜岳甫亡故以後,妻子辜顏碧霞(1914-2000)年方二十三歲,年紀輕輕就當了寡婦的她原本出身自台北三峽的書香門第,不僅寫得一手好文章(1942年出版帶有自傳色彩的日文中篇小說《流》,1999年發行中文版,內容描述年輕寡母如何在豪門生存,曾引發親族間的震盪),分家以後更堅強撫養三名子女自力更生,生活之餘惟有寄情於文學,也持續推動丈夫生前熱愛的「文學沙龍」。當時甫從日本返台的呂赫若就經常參加,還擔任她女兒辜麗卿的家庭鋼琴老師。據說她生性慷慨,只要有作家出書向她募款,她都會解囊相助。 

1943年一月,呂進入「興業統制會社」(電影公司),工作期間認識了前來面試的荳蔻女子蘇玉蘭,已有家室的呂赫若上演了「金屋藏嬌」的外遇戲碼,並與她育有一男一女。後來呂赫若創作出短篇小說〈玉蘭花〉,在有些大學鄉土課程共同科目中,這篇小說還是學生必讀的一篇文章,內容雖與蘇玉蘭的情事甚無關聯,倒是引發後人不少有意無意的各種遐想。同年四月,他與王井泉、張文環、林博秋、簡國賢、呂泉生等人籌組「厚生演劇研究會」,幕後協助團員在台北永樂座公演《閹雞》(張文環原作、林博秋編劇)。同年十一月,「台灣音樂奉公會」成立,日本政府以「大政翼贊會情報局」為後援在各地推動國民全體歌唱的「新台灣音樂運動」。所謂「國民全體歌唱」乃是選取健全明朗的歌曲作為國民的軍歌,並派遣音樂挺身隊的人才到全國各地擔任歌唱指導,透過歌唱昂揚勞動士氣。對於這種政治化的音樂運動,呂赫若相當「嗤之以鼻」,在日記中以「荒唐可笑」來為自己的被迫動員留下註腳。 

1945年八月,日本戰敗,結束在台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呂赫若對中華民國當局報以高度期望,繼而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1946年一月,爲了鍛鍊中文寫作能力,進入《人民導報》擔任記者。同年八月,應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之邀,先是在建國中學-繼而到北一女擔任音樂教師。據聞呂氏在音樂課堂上最喜教學生們唱《教我如何不想她》,而這個「她」除了相戀的伊人身影以外,亦被有心人士暗指為海峽彼岸的赤色中國。

1947年二月,受到「二二八事變」影響,台灣政局動蕩不安,國民黨當局厲行威權統治,肅殺氣氛瀰漫全台。呂赫若至此停筆創作,但仍積極活躍於台北音樂界。1947年八月二十二日,台灣「省交」在中山堂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呂擔任男高音獨唱;1948年十月,「台灣文化協進會」主辦第二屆「全省音樂比賽大會」,他與呂泉生獲聘為聲樂組評審;同年十二月,「台灣省音樂文化研究會」主辦第一屆音樂演奏大會,更與張福興、張彩湘等十餘位本省音樂家參與演出。 

林至潔回憶當年與堂姊前往中山堂親炙這位「台北第一男高音」的演出盛況:「我記得當時有許多女同學就像現在的新新人類一樣,一看到他就尖叫,哇!哇!叫著好英俊喔!好帥喔!當時我還小,看到堂姐眼眸閃亮,ㄧ副仰慕呂赫若的樣子」。他俊俏瀟灑的外表以及悠揚的男高音歌喉,總是在每次演出之際驚動全場女性觀眾,可說是當時明星級的「少女殺手」。有趣的是,這位現身於公眾場合翩翩有禮的風流人物,在次子呂芳雄的眼中卻是個深愛小孩-但脾氣略顯暴躁的父親,對待原配母親的態度尤為霸道,在《呂赫若日記》甚至依稀可見他每次「打老婆」的紀錄,頗為耐人尋味。

1948年,呂赫若擔任《光明報》主編,此時他目睹國民黨政權的腐化官僚以及白色恐怖,對於執政當局的不滿之情已是溢於言表,由言論提升至行動,遂轉而積極投入左翼人民解放運動與武力抗爭。 

1949年五月,呂變賣家產,在台北開設「大安印刷所」,先是印製音樂家張彩湘(1915-1991,呂赫若在留日期間結識的好友,也是吳漪曼、陳郁秀的鋼琴老師)編纂的《小學音樂課本》與《世界名曲樂譜》作為掩護,實際上卻是大量印刷《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光明報》、《地下黨員手冊》等文件。「呂赫若匪諜案」爆發後,張彩湘因此被株連入獄,遭警備總部拘押達一個月之久。後來經父親張福興四處奔走,並由當時師範學院院長劉真出面具保,始得獲釋。歷劫歸來的張彩湘從此對於政治與社會議題噤若寒蟬,畢生不再過問世俗之事,專心投入音樂教育工作。 

1949年八月,《光明報》被指為共產黨的地下刊物,主編呂赫若被列入緝捕黑名單,局面一時風聲鶴唳,正打算東渡日本避難。於是,他以赴日旅遊的說詞,簽下借據並以地契與大安印刷所抵押,向辜顏碧霞商借兩千元,使她因此受到牽連。次年以「資匪」罪名遭判刑五年,名下高砂鐵工廠、東勢糖廠、住屋及土地等家產全部被沒收。家業「高砂鐵工廠」甚至還被保密局充作收押人犯的「保密局北所」,早年與蘇玉蘭(呂赫若的非婚女友)曾是高中同學的受難者林至潔,和辜顏碧霞兩人均被囚禁於此。 

鹿窟事件紀念碑.jpg據傳,逃亡失敗的呂赫若於1951年躲入台北縣石碇附近的「鹿窟武裝基地」中,不幸遭深山毒蛇侵咬身亡。另有一說是被鹿窟的共黨份子槍殺,亦或早已逃往島外。但都無從證實,五十年來下落成謎,成了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宗懸案。1952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軍警包圍鹿窟山區,逮捕被疑為中共支持的武裝基地成員之村民,至三月三日為止。前後近四個月,牽連者二百多人。經判決死刑者三十五人,有期徒刑者百人,史稱「鹿窟事件」。 

在那戒嚴令高張的年代,往往「一人入罪,全家牽累」。在驚懼的心情之下,呂赫若的家人決定將他生前所閱讀的書籍、雜誌、剪報、稿紙-上面只要有「呂赫若」三個字,全部埋入後院荔枝樹下,就連寄在朋友處的書籍、唱片皆不敢要回。唯恐他遺留下的些微物品會再度帶來二次傷害,這本出土的《呂赫若日記》據說還是因為裡面記載著子女的出生年月日才得以倖存下來,卻留給後世的尋訪者無限的歷史想像空間。

 

 

Facebook留言板

您可能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