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記憶的所在 - 台北228和平公園 (下) - 樂多閱讀

收容記憶的所在 - 台北228和平公園 (下)

台灣自古是個移民社會,無論來此討生活、據地收刮資源、或不得已退守待機,來來去去乃家常便飯。每一次改朝換代,總會在空間中留下痕跡,但似乎沒有任何一個空間像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這樣,包容了每一個時代,所有淘汰的記憶都被丟進這個文化回收筒,成為台灣一百多年來坎坷身世的縮影。


(李乾朗教授手繪台北天后宮復原圖,原址位於台博館後方,圖片左側街道為石坊街,今衡陽路。)

空間 -- 政治角力的場域

在十九世紀清治時代,台北城是全臺灣最晚興建的城池,從1879年開始規劃到1884年才竣工。建城之初人口並不多,時任台灣巡撫的劉銘傳為加速城內繁榮,在1888年籌資興建了一座天后宮,也就是俗稱的媽祖廟,位置就在現今二二八公園台博館的後方。


從老照片中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形制龐大壯觀的廟宇。「台北大天后宮」不僅是當時人們的信仰中心,更成為地方官紳名流的聚會場所,蔚為一時。

可惜榮景維持不了幾年,1895年日軍據台後,天后宮立刻被軍隊徵收充作兵營,後輾轉改為台北辦務署的臨時廳舍、醫學院學生宿舍。1899年起,廟址南側開始整建「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公園),天后宮遂於1905年一併被劃為公園預定地,自此歷經數次風災凋敝殘破,無人聞問。

1908年公園初步落成,當時天后宮尚未拆除,也還沒有博物館,園區僅限於天后宮南側,約為現今範圍的一半。直到1913年實施市區改正,才拆掉天后宮興建「兒玉‧後藤紀念館」(今台博館),新公園的範圍由是往北擴展並形成現今的規模。 

僅僅風光七年,這座有史以來最短命的媽祖廟從此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只剩下廟裡的礎石、柱珠四處散落在公園內,成為遊客歇腳的石椅,從數量可以推知,這座消失的廟宇當年規模一定不小:


散置林中的柱珠,在烈日下和樹影交織成奇異的風景:


這些柱珠,應該算是二二八公園的原住民。

因為整個園區裡到處都是和公園不相干,從別處遷入的「移民」。它們的身世同樣坎坷,有些來歷甚至不可考。


老生代移民 - 清治遺跡

最早的移民是入門左側小徑上的「黃氏節孝坊」。這座被列為三級古蹟的貞潔牌坊,1882年本落成於東門街,是台北市難得一見百年歷史以上的古蹟。日本據台後,1901年要在東門街建總督官邸,就把它拆了,移到當時尚在闢建中的新公園:



同樣是三級古蹟,位於公園南側的「急公好義坊」是台灣巡撫劉銘傳為表揚清代聞人洪騰雲熱心公益而興建的。洪曾於1878年捐出土地興建考棚,讓北部考生不必遠迢迢趕到台南應試。牌坊原位於於衡陽路上,1905年為了拓寬道路被總督府拆下重建於現址:


「急公好義坊」前面的那對石獅則另有來歷,它們和牌坊可不是一夥的。

這對石獅本來鎮守在清朝台北府衙門前,大約在今天的重慶南路和懷寧街之間。日本佔領台灣後,曾駐軍在台北府衙,後來府衙也拆了,這對石獅才流落到新公園:


至於「急公好義坊」後面的小廟,和牌坊也不相干。

最早是清朝時代那附近有塊巨石被奉為「石頭公」,鄉民燒香奉敬、祈求平安。1931年,日本當局把它改建成神社,名為「台北天滿宮社」;1945年,日本投降後,神社被毀,再改奉石頭公,即俗稱的土地廟。

別小看它,這座「二二八公園福德宮」可是北台灣最有名的土地廟之一。


除了清治時期的遺跡被日本人移到園內,象徵台灣現代化的蒸汽火車頭,也在退休後被移置到公園裡安享天年:


入門右側小徑上陳列著兩台古老蒸汽火車頭,是台灣鐵路第一號及第九號蒸汽機車。

第一號(騰雲號),是台灣鐵路史上第一部蒸汽機車。1887年劉銘傳興築台北至基隆鐵路時自德國購入,用了37年,1924年除役。 

另一部第九號,則是台灣最古老的蒸汽機車,1871年英國製。這一部是二手貨,日本使用30年才送給台灣,來台後又用了24年,服役超過半世紀才總算在1925年退休。


中生代移民 - 日治遺跡

到了日治中後期,日本為積極推行文化及意識型態上的改造,1930年在公園南側興建「臺北放送局」(今二二八紀念館)。

這幢淡黃色牆面搭配茶褐色花紋磁磚的建築,是臺灣第一個廣播電台,也是日人推廣日語及宣達政令的重要管道。落成時館內設有管絃樂團,二樓的第一演奏室供音樂演出用,第二演奏室供演講用:



1934年又在園中設立放送亭,也就是廣播用的喇叭。因為在那個年代,收音機還不普及,一般人都聚集在新公園收聽廣播。

當年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戰敗投降時,台北就是由這座放送亭播放消息:



二戰結束後,改朝換代,又來了另一批新移民。

鎮守在正門襄陽、館前路口的那對銅牛,一般都認為是1935年舉辦 「台灣博覽會」時,日本扶植遜帝溥儀建立的滿州國送給台灣總督的賀禮,後來被安置於台灣神社。光復後,台灣神社被拆毀,這對銅牛才移置到公園內:


不過也有人主張這兩隻銅牛其實並非一對,西側那隻是旅台日商川本澤一訂製獻給台灣神社,東側那隻則遠來自北海道小樽仔。最早銅牛也是放在台灣神社,光復後才轉給臺博館收藏。



另一個新移民是坐落於公園內兒童遊樂場附近的銅雕駿馬。 

這座銅馬的身世,迄今仍是個謎。日據時代新公園裡並沒有這匹馬,據《台灣舊事-歡迎有閒來坐》部落格版主考證,銅馬左右腹側都有模糊的櫻花徽記,神似台灣護國神社的標誌。再加上銅馬當年是從大直忠烈祠前的圓環遷移過去的,大直忠烈祠的前身正是台灣護國神社,所以這匹銅馬極可能是來自戰後被毀的護國神社:



青壯世代移民 - 戒嚴遺跡

終戰後的台灣慶幸回到「祖國」懷抱,但過不了兩年就發現,回不去了。 

一方面是日本統治台灣達半世紀,不但積極灌輸日本文化,也將日本西化的成果引進台灣。另一方面是台灣並未參與中國大陸推翻清帝、建立民國的過程。

在中國刻骨銘心的八年抗日戰爭中,台灣甚至成為日方的馬前卒。

如何讓台灣人重新與中國連結,這對國民政府是個棘手的問題。1947年爆發228事件、1949年政府遷台後,這個問題益形迫切。唯一的方法還是只有重新來個大洗牌,政治上頒布戒嚴令以收威嚇之效,文化上禁絕日語、抑制方言、推行國語、加強儒家思想教育、推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於是,公園裡又來了另一批不速之客。


1963年,五座中國古典大紅八角亭浩浩蕩蕩進駐園區。 

中央是紀念孫中山的翠亨閣,其餘四座是所謂的「開台先賢」鄭成功、劉銘傳、丘逢甲,以及連橫。猜得出來誰是誰嗎?



「至聖先師」孔子也被迎入園區,鎮守在東北角。那個角落,在日治時代原本有一座央行總裁柳生一義的銅像,戰後被改成陳納德將軍銅像,1975年,又改成「杏壇」,矗立孔子銅像,由台北市獅子會與日本群馬縣高崎獅子會共同捐贈:



解嚴後新生代移民

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嚴,噤聲四十年的台灣社會慢慢開始鬆綁。兩蔣過世後,為戰後政治受難者平反的呼聲日高,全台各地紛紛建碑紀念二二八事件。

台北也選在新公園當年豎立後藤民政長官銅像的地方設置「二二八紀念碑」,那個位置戰後銅像被拆毀曾改立一座鐘塔。1995年紀念碑落成,翌年2月28日正式揭碑,在當時臺北市長陳水扁主導下,新公園正式易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為何選在新公園設立「二二八紀念碑」呢? 

據載,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當天下午,大批憤怒群眾衝入公園中的「臺灣廣播公司」(即日治時期的台北放送局),對外播音發出控訴,成為全臺反抗活動蜂起的開端。這層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關聯,成為五十年後公園改名的緣由。

立碑後隔年,也就是1997年,位於公園南側的「台灣廣播公司」,也被改為「二二八紀念館」:



在社會氛圍丕變下,1998年,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捐贈了一座和平鐘,位置約在二二八紀念館的右前方,該地在日治時代原本是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紀念銅像:



園中另有一座白色「和平雕像」也是獅子會捐贈的:



這些解嚴後的新生代移民,為公園憑添了另一層色彩。一座建於世紀交替的年代,立意展現西化成果、追求現代風尚的歐風庭園,歷經百年滄桑,最終成了一座「追溯歷史、撫平傷痛的紀念公園」。

以上,是闢建107年後這座公園的最新版本。

但肯定不會是最後版本。隨著時代向前推進,這座公園仍將不斷演化,就像台灣社會的縮影,來來去去、雜七雜八、兼容並蓄。


一部活的台灣百年史

不管先來後到,這些新舊移民因為世局變化、政權更迭而齊聚於公園內,安身於不同的角落。它們象徵著台灣各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觀,這些紛雜的價值觀歷經時間淘汰、洗滌、沉澱,最後匯為構築今日台灣文化的主要元素。

畢恆達在《空間就是權力》一書中曾說:「空間是身體的延伸、自我認同的象徵,更是社會文化與政治權力的角力場。」透過這座充斥著各式文化符號的公園,終於看到活生生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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