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漫畫審查論‧果篇〉之其八:盜版,其功與是

strong>註:本篇截錄自阿鳥碩士學位論文─《臺灣漫畫審查現象及其對國內漫畫發展影響之研究》,為免觸法,欲轉引者請詳明出處。

  雖然歷來對於盜版漫畫影響的討論不一而足,但由於此間論點大多有所重疊,因此整體來說,李闡、洪德麟兩人的說法,大抵已然囊括了各家論述的重點。為求方便對照,以下將兩者說法羅製成表:  綜觀上表,可以發現盜版漫畫的正面意義,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一、提供漫畫讀者價格便宜的閱讀對象,二、幫助臺灣漫畫市場的提振與漫畫文化的開展,三、作為研究者與創作者的取材對象。由於盜版漫畫的經營只需要計算印刷、修訂等後製作業的支出,是種幾乎無需考量原稿開銷的無本生意,因此在成本得以有效降低的情況下,相對於必須額外支付漫畫家稿酬的本土作品,價格自然更為低廉。例如過去青陽、星輝等出版社所推出的六元薄裝漫畫,或是後來一冊售價10元,另有加贈手工勞作玩具的《漫畫大王》期刊 ,此間盜版漫畫不同於國內作品大多劇情雷同的多變題材,無疑成為國內漫畫讀者產生購買興趣的一大誘因。再加上對讀者(消費者)來說,除了內容以外,價格的便宜其實更是一個引發購買意願的理由,因此透過上述兩項市場優勢的相輔相成,同時具備了兩大有利條件的盜版漫畫,自然也就成為當時國內讀者在接觸漫畫讀物時的首要選擇。儘管後來隨著大王、華仁出版社等厚裝、豪華版單行本的推出,盜版漫畫的價位因而受到抬高,進入一冊20元新台幣的時期;但由於當時國內的經濟與消費能力同樣也在逐漸成長 ,因此相對來說,漫畫讀物在單價上看似一倍、甚至三倍的漲幅,其實非但不會造成消費者消費意願的減退,反倒更將因為銷售價格的仍然合理、外裝編輯的越發精美、內容頁數的明顯增加,而使得消費者對於物超所值的體認更為深刻,以至於無形間強化了讀者購買漫畫讀物的意願。

  其次,以價格便宜、內容創新等商業優勢為基礎,盜版漫畫取得容易、物超所值等有利的市場條件,在引發消費者的購買興趣之餘,其實也連帶造成了國內漫畫市場的產業復興。從銷售的表現來看,雖然我國在經歷了漫畫發展的黃金時代以後,已經逐漸具備了固定的漫畫從業者與讀者,擁有一定規模的產業與供需系統;但由於後來「漫畫審查制度」導致了漫畫家的紛紛歇筆、轉業,因此隨著國人漫畫作品的日漸減少、內容素質的愈加低落,國內漫畫市場的供需失衡,自然也就無法再維繫閱讀群眾的消費意願。於是國內漫畫產業自此每下愈況,最後終於宣告停擺。如果從漫畫閱讀人口的消長著眼,盜版漫畫因價廉物美而引發消費者購買意願的這段過程,不啻帶來了一種振興國內漫畫市場的效果。此間不但重新鞏固了曾經存在過的漫畫消費族群、填補了「漫畫審查制度」所造成的市場真空,同時由於盜版漫畫的低價位,無疑擁有更強的消費誘因、將吸引更多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因此在吸引讀者回籠之餘,盜版漫畫這段期間的大量流通,更是有效增加了國內的漫畫閱讀人口。從文化社群的角度來說,閱讀人口的增加,代表的是文化型態的形成與不斷發展。因此盜版漫畫的廣受歡迎、其實也正好象徵了國內漫畫愛好者、閱讀者與消費者的族群成長。由此可見,儘管從出版業者的立場來說,盜版漫畫的操作,無非只是一種單純的商業行為;但這段透過盜版漫畫而進一步恢復、增加國內漫畫閱讀人口的過程,卻也無疑拓展了漫畫讀者在我國閱讀環境中的存在版圖,促成了國內漫畫文化的普及。

  其三,由於透過前文對於盜版漫畫歷史遠因的討論,可以瞭解我國的漫畫發展,對於日本作品的師法其實早已行之有年,因此儘管李闡、洪德麟兩人的說法與事實並無出入,但必須加以釐清的是,日本漫畫對於本土作品的啟迪與參考價值,其實並非到了民國64年以後才開始發生。例如早年的徐麒麟、林大松、黃鶯等本土漫畫家,便是因為受了日本作者與作品的薰陶,透過模仿與改進,才從而醞釀出屬於自己的作品 。由於我國一直到民國83年才正式開放日本商品的進口,因此在國內漫畫因為審查制度而產業蕭條、發展停滯以後,經由出版業者所重描或翻印的盜版漫畫,無疑是當時研究者獲取漫畫相關資訊、創作者學習漫畫技巧的主要媒介。這雖然同樣也是我國漫畫之所以出現特色斷層的主要原因,但如果只論漫畫家的養成教育,儘管此種以夷為師的作法,無疑導致了我國後來的漫畫作品,始終難以脫離日式創作風格的困境;但對於當年缺乏臨摹對象、失去經驗傳承的本土漫畫家來說,無論概念的啟蒙或是技法的鍛鍊,累積了長年發展的日本漫畫系統,確實還是在他們被迫以自學為方式的成長過程中,帶來了一股莫大的助力。

  最後,在表中所提到的三種正面意義之外,盜版漫畫的另一個實質貢獻,其實更是在於國內漫畫商業形式的改變。一如前文所言,盜版漫畫的大量流通,直接造成的是國內漫畫閱讀人口的增加,因此國內的漫畫市場也隨之受到了大幅度的拓展。從結果來說,臺灣此時所開創出,足以形成《少年快報》每週23萬冊發行量的讀者需求,其實正是後來日本出版社,願意透過授權行為經營臺灣漫畫市場的最主要原因。根據尖端出版社總經理黃鎮隆的描述,民國79年,尖端出版社藉著第二屆台北國際書展的機會,直接登門請求日本小學館提供旗下漫畫作品的正式授權。而從小學館的說法當中可以瞭解,當年日方之所以同意合作,最大的理由,其實正是在於盜版漫畫所開發出的臺灣漫畫市場。黃鎮隆提道:

   我們先認錯,表示想循正式管道出版卻找不到門路。
   而日方也認為盜版把漫畫市場弄得很成熟了,有很大的商機,
   如果全部換成正版的話應有很大的收益。
   市場規模夠大是日本出版社大規模授權台灣的契機。


  由此可見,儘管就日本方面的立場來說,臺灣漫畫業界的盜版操作,無疑是種侵害了他們應得權益的非法行為;但由於盜版漫畫的流通,其實同時也有效養成了臺灣讀者閱讀日本漫畫的習慣,奠定了臺灣漫畫文化與漫畫商業的基礎,因此對日本的漫畫業者而言,過去令他們一時為之氣結的盜版行為 ,至此卻意外成為順理成章承接臺灣漫畫市場的理由。這使得臺灣透過過去盜版漫畫的存在,巧妙的完成了與日本方面的合作關係,儘管事實是此後於焉開啟了日本漫畫對於國內市場的強勢主導,但從好的方面看,正版漫畫的授權與引進,卻終究代表了我國漫畫商業形式的轉趨合法,因此,自然也就可以視為盜版漫畫另一個正面的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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