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周治邦/兩黨在2018縣市長選舉策略的選擇

Bryan Caplan在《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一書中,說明了民主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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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共和國》周治邦/兩黨在2018縣市長選舉策略的選擇
2018-03-05 06:00
周治邦/台大國發所教授


Bryan Caplan在《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一書中,說明了民主政治中,在決策訊息不充分的情況下,選民具有高度的情緒性偏好。因此,選舉結果猶如以刀劍決戰之「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以寡擊眾的爆冷情況俯拾可見。而選舉操盤人猶如古代統帥,如何在無法控制選民行動與深陷戰爭迷霧中,儘量在每個時點中做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是一門高深的藝術。本文從賽局理論的觀點,嘗試預測兩大政黨領導人如何提名二○一八年縣市長選舉的候選人。

兩大陣營的「目標函數」皆為取得二○二○年總統選舉的有利局勢。因此,除了勝選外,也應一併考量如何取得「意料外,卻有意義」的惜敗(如二○一四年民進黨在新北市)以及如何和總統大選相連結。例如,就最重要的六都選舉來看,桃園與台中的選情較為單純。民進黨在二○一四與二○一六年已獲得兩次大勝,因而擁有較高的支持度,但伴隨地則是「期待值」近趨於零(畢竟勝選只是現狀的延續)。反之國民黨的支持度雖較低,但有拿回政權的期待。目前從民進黨兩位執政者低調勤跑基層,而國民黨台中初選後,江啟臣表態力挺盧秀燕來看,兩黨的初期策略皆合理。在可預見的未來,國民黨應會伺機攻擊對手,而民進黨則會採取不與對手正面衝突的策略。

對民進黨來說,台南與高雄則存在「遺產的詛咒(legacy curse)」。正如林飛帆所言,這兩個區域是「找西瓜來選都會上」。但是高支持度的背後存在的是負的期待值—「少贏為輸」。在此情形下,各參選人把成本外部化是最佳且必然的選擇,而黨內初選砍得刀刀見骨也就毫不意外。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提名或許可採以正票扣除負票後,獲得最高票當選的所謂負數票制(negative vote)。至於國民黨則可以提名具有潛力(想像空間)與可塑性的候選人。

新北市選情則迥異於前述四都。就國民黨而言,在已經連續執政三屆,從「中間選民理論(median voter theory)」來看,政治屬性偏中,且是選舉新鮮人的侯友宜,在兼具支持度與期待值的情況下,應是較好的牌。然而,他卻遭受同黨另一位候選人在正統上的質疑。這凸顯了一種「初選悖論」;也就是廣受中間選民支持的候選人,在初選過程中卻可能遭受光譜兩側極端選民(深藍選民看中正統性,而深綠選擇為了選出較弱勢對手而進行反動員)的拉扯而落馬。在初選與投票結果可能產生巨大落差(gap)的情況下,以徵召或協調提名人選或許是較佳的策略。

反之,民進黨在新北市目前則擔心落入「理性選民理論(rational voter theory)」的陷阱;也就是怕目前支持度較低的初選獲勝者,最終無法把選票催出來,而打算徵召目前支持度較高的蘇貞昌出來重披戰袍。這種以此次勝選為唯一目的的策略,可能反忽略了下列可能影響總統大選的更高目標。首先,在能見度高的單一選區選舉下,較容易打破「理性選民理論」。這是因為一個不被期待候選人開始逼近領先者時,可以創造出更多的選民期待,而這種優勢往往愈到後面愈呈倍數成長。例如,二○一四年雙北的選舉結果即是明顯的例子。其次,民進黨可能和過去的國民黨一樣,失去「世代交替」的機會。最後,徵召支持度較高的候選人,會拉高支持群眾對選舉結果的心理預期,結果反而會降低選民對最終選舉結果的評價。

至於台北市唯一值得討論的亮點,在於民進黨是否應禮讓柯文哲。而這可解讀為是否和民進黨「目標函數」相容的問題。也就是說,在禮讓的情況下,柯文哲的勝選能否被選民視為民進黨的勝選,而柯文哲的敗選是否會被視為民進黨的敗選。若前者為非,而後者為是,則民進黨顯然應自行提名候選人。

綜上所述,兩黨二○一八年縣市長選舉如何進行提名,以及最終提名結果如何影響選舉結果,值得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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