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能的責任政治與亞洲第一

大法官會議的決議,為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掃除了障礙,正式宣告同性婚姻法制化,........

失能的責任政治與亞洲第一(翁履中)
2017年06月01日 蘋果日報
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大法官會議的決議,為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掃除了障礙,正式宣告同性婚姻法制化,已經進入了最後落實的階段。不論支持還是反對,從目前主流的價值觀來說,毫無疑問的,台灣可以算是亞洲最先進的國家。可是,當全球媒體都在為台灣喝采的同時,我們應捫心自問的是,台灣社會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接受度,是真的遠高於亞洲其他國家嗎?如果不是,這項「亞洲第一」所反映出的也許不是民主素養,而是政治人物的失能與失職。

讓民調數字說話,去年由台灣民意基金會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所做的調查顯示,台灣社會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場,呈現高度分歧,雖然有46.3%支持,但卻也有45.4%反對。姑且不論調查中可能會產生的誤差,即使只看數字,這份調查所顯示的重點,也並不是支持多於反對,而是台灣社會對同婚議題沒有共識。同樣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議題,鄰近的亞洲國家如日本和韓國,是不是真的比我們「落後」?

以日本為例,NHK電視台在五月初所做的民調中發現,有多達51.1%的日本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反對者的比率只有41%。跟台灣相比,日本的政治人物,推動同性婚姻法案似乎更有民意的基礎。可是,迄今為止,日本的主要政黨及政治人物,對於同婚議題卻始終抱持相當保守的態度。執政的自民黨清楚表示,願意討論目前日本部分地方政府所採行的伴侶制,但由於社會上還有歧見,在達成共識之前,自民黨並不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立法行政權不負責

從民意對同性婚姻的態度來說,日本並不比台灣保守,但是,對於有爭議的政策,台日政治人物的處理方式卻大不相同。民主制度中責任政治的概念,是由人民選出的政治人物,為社會提供政策的分析和判斷,遇到有爭議的政策,政治人物理應扮演協調歧見的角色,並且勇於選擇政策立場,作出決定。反觀台灣,眼看同婚議題意見分歧,站在支持與反對立場的台灣政治人物,沒人敢把話說死,也沒人願意負責。

本來應該做政策決定的立法和行政權,都害怕選邊站會失去一半的民心,所以不願承擔風險。最後,不能也不該干涉立法和行政權的大法官會議,以釋憲的方式,用司法權為同性婚姻法制化作出決定。然而,此例一開,未來任何具有爭議的公共政策,只要交付大法官會議討論,再拿大法官的決議當擋箭牌,原本應該屬於立法權和行政權所負擔的責任,就再也不用擔心了!

不論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或是任何意見高度分歧的公共政策,強行推動的結果,往往都會傷害社會互信,造成群體的相互猜疑。能夠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絕對是台灣民主進步的象徵,但如果不是透過政治人物負起溝通責任,為社會對立的意見找到共識,而是輕易的賭上人民信任的司法權,來達成政治目標,一旦社會對司法也失去了信心,恐怕再多個「亞洲第一」,可能也找不回台灣社會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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