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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中信:關於二二八 我們都是加害人

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如今已是70個年頭了。蔡英文總統前幾天接見「2017年海外228遺屬返鄉團」,.......

蘋中信:關於二二八 我們都是加害人(王浩威)
2017年02月28日 蘋果日報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


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如今已是70個年頭了。蔡英文總統前幾天接見「2017年海外228遺屬返鄉團」,提到要追究228事件的責任歸屬 ,以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現狀。

的確,只有受害者而沒有加害者,邏輯上似乎就是說不通的。但是,找出受害者,這個社會就可以更公平正義,人們果真就可以擺脫仇恨,人性因此更崇高嗎?

蔡英文總統提到日前參加以色列和德國駐台單位舉辦的「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說她因此「清楚感受到德國面對歷史錯誤的勇氣」。在二次大戰以後,以以色列政府為主體的猶太人社群,對於被害人的追查確實是不遺餘力。所以才有昔日納粹領導人物之一阿爾道夫·艾須曼,在躲藏許久以後,1960年終於在阿根廷落網,被移送耶路撒冷公審的歷史事件。

然而,猶太人對二次大戰的屠殺,所做的不只是追殺加害人。如今,猶太人無論是在以色列或德國,都針對二次大戰受難者建立了不同的紀念中心或相關建築。走進其中參觀,所感受到的很少有明顯的仇恨,更多的反而是追念的記憶和反思的氛圍。這樣的情形和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是極為不同的。在後者,強烈的悲憤和對日本的仇恨是無所不在的。

猶太人對加害人的尋找確實是極其徹底的。就算人去世了,原來不公平手段而獲得的財富,也都想盡辦法歸還給受害人的後代。然而,他們做的不只是這些。當二次大戰結束,全世界開始思索這一切災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提出引人深思的洞見的,幾乎一半以上都是猶太人背景的知識份子。本身是猶太人的哲學家漢娜.鄂蘭,以《紐約時報》記者的身分,參加了艾須曼的公審,在《艾須曼在耶路撒冷》一書提出了「平凡的邪惡」這樣的思考。

還記得電影《為愛朗讀》嗎?凱特.溫絲蕾所演的那位鄉下出身不識字的單純女子,認真地擔任她認為公務員應有的角色,卻成為戰後公審台上萬夫所指的屠殺者。

陷入好壞二元價值

究竟,我們要追殺的,是怎樣的加害人?加害人在哪裡?除了蔣氏和他的官員,究竟要追查到怎樣的程度?甚至,在追查的我們,真的都無辜嗎?二二八時台北法院法官吳鴻麒遭到逮捕失蹤,後來受害了。他的遺孀楊治女士在口述歷史時,說起當時的求助無門,在街上迎面走來見到的每一個熟識的人,都別過頭假裝不認識。因為台灣而受難是沉重的創傷;然而整個家庭又被台灣所拒絕和拋棄,這樣的創傷難道是比二二八還小嗎?二二八的被害人,他們因為受難而成了英雄,他們沒被想到的家人卻成為眾人迴避的蛇蠍。而當時的這些沉默共謀的眾人,不就是我們父母或祖父母?如果事情是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會不一樣嗎?要怎麼做,我們這樣的民族德行才會提升,才不會重蹈覆轍呢?

同樣的,歷經劫難以後的倖存者,為什麼在英雄式的歡呼儀式結束以後,當回到了日常生活時,許多人是生活在與人隔離的狀態?因為是人們認定的英雄,他們不被允許有任何瑕疵,不論是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們內心深處的創傷,他們對自己靈魂的困惑,終其一生都不得發聲。

尋找被害人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尋找被害人,卻不去思考更複雜的一切,是不是只是將我們的社會陷入在好人和壞人簡單二元化的價值觀呢?這樣,社會會更好嗎?

關於二二八,甚至關於白色恐怖,除了尋找加害人,我們要做的還有許多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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