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魔日記:讓希特勒成為希特勒的惡魔,他的日記消失了半個多世紀後,如何重新被發現,以及其意義。(二)

序曲:祕密庫房

山上的宮殿下方,巴伐利亞的鄉野景緻起伏跌宕,如此秀麗,因此在德文中向來有Gottesgarten之稱,意思是「上帝的花園」。
這座名為邦茲古堡的宮殿,俯瞰著下方蜿蜒河流兩旁的村落、農莊。陽光下,古堡側翼往四周延伸的石造建物看來金光閃閃,巴洛克式教堂上方高高矗立著兩根看來優美無比的錐狀銅質尖塔。這個地方已有千年歷史,它曾是一個交易站、一處用來禦敵的碉堡、一座本篤會修道院。它曾在戰時遭到洗劫,被戰火摧毀,後來統治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將其重建為一座奢華宮殿。宮殿大廳富麗堂皇,曾獲許多王爵臨幸,其中甚至包括末代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時間來到一九四五年春天,一支惡名昭彰的特別任務小組把這龐大宮殿拿來當作據點,他們為了第三帝國的榮耀,整個二次大戰期間都在歐洲占領區四處洗劫各國的財物珍寶。
六年來,戰火蹂躪了整個歐洲,就在如今節節敗退之際,德國各地的納粹黨人早已開始大量焚毀敏感的政府檔案,以免文件曝光後遭人拿來對付他們。但也有些官員下不了手,不願銷毀文件,因此就把東西都藏在森林、礦坑、城堡與類似邦茲古堡的宮殿裡。鄉間到處有藏匿著大量祕密資料的地方等待盟軍發掘,那些詳細的內部紀錄有助於世人深入了解乖戾的德國官僚體系與德軍心狠手辣的戰略,還有納粹為了把歐洲「不良分子」給斬草除根而制定的偏執計畫。
到了四月的第二週,美軍喬治.巴頓(George S. Patton)將軍麾下的第三軍團與亞歷山大.帕奇(Alexander Patch)將軍率領的第七軍團已經橫掃了這整個地區。部隊在幾週前渡過萊茵河,穿過處處斷垣殘壁的巴伐利亞西部鄉間快速挺進,只有斷橋、就地取材設置的路障、零星的頑強抵抗能夠阻礙部隊速度。他們經過被盟軍用炸彈夷平的城市,經過一個個瘦到眼窩凹陷的村民,房舍上面飄揚的不再是納粹的卐字旗,而是床單與枕頭套做成的白旗。德軍已被徹底瓦解。再過二十幾天,希特勒就會自殺身亡。
美軍抵達這個地區不久,就遇上舉止與外型都很浮誇的貴族庫爾特.馮.貝爾(Kurt von Behr),他戴著單眼鏡片,腳踩擦得亮晶晶的高筒靴。他在大戰期間曾待過巴黎,負責掠奪民間的藝術收藏品,並且洗劫法、比、荷三國數以萬計猶太家庭的傢具與擺設。巴黎解放不久前,他和妻子帶著大量搶來的財寶逃往邦茲古堡,車隊總計有十一輛轎車與四輛貨車。
現在,馮.貝爾打算跟盟軍談一筆交易。
他自己到附近的利希滕費爾斯鎮(Lichtenfels),與軍方官員薩謬爾.哈伯(Samuel Haber)接觸。看來,馮.貝爾已經習慣像皇族一樣住在雕梁畫棟的宮殿裡頭。如果哈伯能讓他不用遷出古堡,他就會把納粹的大量機密文件交出來。
哈伯對此很有興趣。一方面因為軍事行動情報珍貴無比,再加上即將來到的戰犯審判,盟軍早已得令,務必追查保存所有能夠找到的德國文件。巴頓將軍的軍團裡,有個番號G-2的軍情單位專責此事。光是四月間,其下轄的幾個小隊就查獲了三十公噸納粹檔案。
美軍根據馮.貝爾的提示上山,穿越宮殿的重重大門與他見面。這位納粹高官帶他們前往地下五樓,大量機密納粹文件藏在一面水泥假牆後頭。檔案塞滿了一座巨大庫房,裝不進去的,則散落堆放在密室裡。
說出此一祕密後,顯然馮.貝爾也知道他的籌碼並非護身符,他還是得跟其他納粹黨人一起承受德國慘敗的後果,所以已經準備好要以優雅的方式離開此一歷史舞台。他穿上最奢華的制服偕同妻子走進古堡臥室,拿起攙有氰化物的香檳酒盃互相敬酒,一起向世界告別。「此一插曲,充斥了各種灑狗血的戲劇元素,而納粹的領導人們似乎就愛這個調調。」一位美國特派記者寫道。
士兵們發現馮.貝爾夫婦陳屍在奢華的臥室裡,檢視屍體的同時,發現桌上還有半瓶香檳。
夫婦倆所挑選的上等香檳帶有極其豐富的象徵意涵:年份是一九一八年——前一場世界大戰在這一年結束,他們深愛的祖國慘敗。

阿佛烈.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是庫房文件的主人,他是希特勒麾下的納粹思想領袖,也是納粹黨的元老。羅森堡親眼目睹一九一九年該黨的創黨過程,當時希特勒不過是個言行浮誇、居無定所的一次世界大戰老兵,卻被憤怒無比的德國民族主義者推舉為領袖。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某天晚上,希特勒密謀推翻巴伐利亞政府,群眾在希特勒的帶領下走進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館,羅森堡就緊跟在他的偶像身後。十年後,納粹黨在柏林取得德國政權,準備消滅所有敵人時,他也在場。他始終在政治舞台上奮戰著,協助納粹黨把整個德國打造成他們想要的樣子。就算後來戰爭情勢逆轉,納粹的變態遠景再也無法實現,他仍陪著黨走到最後。
一九四五年春天,調查人員開始檢視那批數量龐大的文件(包括兩百五十捲官方文書與私人信件),結果有了重大發現:羅森堡的日記。
那五百頁手寫的日記有些是寫在一本筆記簿裡,但大都是寫在沒有裝訂的紙張上。日記始於一九三四年,當時希特勒執政剛剛進入第二個年頭,止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幾個月,總計十年。除了羅森堡之外,曾經留下類似日記的第三帝國高層只有另外兩人,包括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還有殘暴統治占領地波蘭的漢斯.法蘭克(Hans Frank)總督。至於希特勒等其他人,都帶著自己的祕密長眠地下。羅森堡身居納粹黨政高層長達四分之一世紀,透過日記,我們將有機會從他的高度去了解第三帝國的運作模式。
在德國之外,羅森堡從來不像戈培爾、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納粹親衛隊首領)或赫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希特勒的空軍總司令兼經濟部長)那麼有名。他必須努力與這些納粹高層鬥爭,才能獲得他自認應得的權力。但他從頭到尾都能獲得「元首」的支持。連對最根本問題的看法,羅森堡和希特勒也都默契相通,而且他忠心耿耿。希特勒親自提拔羅森堡,陸續讓他出任黨內與政府高位,並助其提升曝光度,確保他有深遠的影響力。在柏林,有許多政敵討厭他,但黨內基層人員卻把他當成德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連元首都很注意的大思想家。
在許多納粹德國犯下的惡名昭彰罪行中,都可以看到羅森堡參與的痕跡。
從巴黎到克拉科夫與基輔,各國的藝術品、檔案與圖書都遭到納粹竊取,他就是此一活動的幕後黑手——所以後來才有所謂「大尋寶家」(Monuments Men)的知名故事,在盟軍人員的追查下,從許多德國城堡與鹽礦找回眾多寶貴贓物。
一九二○年,他在希特勒的腦袋裡灌輸了一個很邪惡的觀念,並不斷複述:蘇聯發生的共產革命其實是猶太人為了染指全世界而策畫出來的陰謀。羅森堡大力鼓吹此一理論,希特勒在二十年後採用,變成德國入侵各個蘇維埃共和國、發動毀滅性戰爭的正當理由。就在納粹準備要入侵蘇聯之際,羅森堡宣稱那肯定會是一場「具有淨化效果的世界性生物革命」,終於可以藉此清除「猶太人與猶太混血雜種所帶來的傳染性細菌」。入侵東方蘇聯的頭幾年,德軍把紅軍給逼回了莫斯科,羅森堡成為占領區的政府領袖,以恐怖手段統治波羅的海三小國、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他所領導的政府也與希姆萊麾下劊子手合作,在上述地區大規模屠殺猶太人。
最重要的是,羅森堡是為大屠殺奠立理論基礎的思想旗手。一九一九年,他開始出版充滿有毒思想的反猶太書籍,後來擔任納粹黨黨報編輯時,也寫了許多文章、小冊子與書籍,藉此散布仇視猶太人的納粹思想。接著,羅森堡又成為元首的意識形態代言人,每到德國各地的城鎮鄉村,總是受到大批群眾歡迎與舉旗歡呼。他的理論傑作《二十世紀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賣了超過一百萬冊,向來跟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樣,被當成納粹意識形態經典。在羅森堡沉悶冗長的著作中,他往往借用其他偽知識分子關於種族與世界史的觀念,融合成一個自創的政治信仰體系。德國各地的納粹黨領袖都跟他說,他們在數千場的演講中代他宣達理念。「透過我,他們找到了奮戰的方向與材料。」羅森堡在日記中如此自誇。上百萬人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遭到處決,其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說自己之所以能完成使命,是因為三個人的言論幫他做好了心理準備:希特勒、戈培爾和羅森堡。
第三帝國的思想家往往能看到自己的哲學獲得實踐,而羅森堡的往往帶來致命影響。
「每當我想到這些寄生蟲似的猶太佬對德國做了什麼,我總是屢屢感到怒不可遏,」他在一篇一九三六年的日記中寫道。「但至少有一件事是讓我滿意的:我已經貢獻了一己之力,把他們的背叛之舉給揭發出來了。」就這樣,羅森堡的觀念為屠殺幾百萬猶太人的行動提供了正當性與合理性。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個很特殊的國際軍事法庭在德國的紐倫堡市成立,用以審判尚在人世、惡名昭彰的納粹戰犯,羅森堡就名列其中。起訴這些人的根據,為終戰時盟軍所截獲的大量德國文件。漢斯.弗里切(Hans Fritzsche)因為擔任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新聞處處長而遭起訴,他曾在紐倫堡大審期間向一位監獄的精神科醫師透露,希特勒的哲學思想在一九二○年代成形的過程中,羅森堡扮演了關鍵角色,當時納粹尚未掌權。「在我看來,當希特勒還在建構自己思想體系的那段時期,他對希特勒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弗里切表示。「羅森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的觀念雖然都只是一些理論,但全在希特勒手裡實現了……羅森堡的那些美好理論被實現了,悲劇也就此發生。」紐倫堡軍事法庭判弗里切無罪,但後來他被一個專責處理納粹罪行的德國法庭判處九年徒刑。
弗里切認為,就某方面來講,羅森堡是「坐在被告席上的所有人中,罪孽最深重的。」
紐倫堡大審期間,美國的主任檢察官羅伯.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批評羅森堡,說他是「『優等民族』思想上的大祭司」。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納粹黨被法官宣判犯下了戰爭罪,羅森堡也在某天半夜遭絞刑處決。
接下來幾十年之間,許多史家試著了解該世紀最驚天動地的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們瀏覽盟軍在終戰時攔截下來的數百萬份文件。留存下來的文件種類繁多,有機密的軍事紀錄、洗劫來的財物之詳細清單、私人日記、外交文件、電話談話內容的文字稿、討論大屠殺事宜的可怕官方備忘錄。一連串審判在一九四九年結束後,代表美國的檢察官將辦公室關閉,當年截獲的文件全運到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卓市(Alexandria),存放在波多馬克河(Potomac River)畔的一間老舊魚雷工廠裡。為了送到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去保存,那些文件都被製作成微縮膠片,大多數原始文件最後又送回德國去。
但羅森堡的大量祕密日記出了差錯,從未被運送到華府,研究第三帝國的學者也未曾有機會將其內容加以抄錄、翻譯與研究。
在巴伐利亞邦茲古堡祕密庫房裡被發現的四年後,日記又消失了。


1鍥而不捨

二次大戰終戰四年後,有個檢察官正在紐倫堡司法大樓可以容納六百人的法庭裡,等待最後判決出爐。這是最後一批遭美國政府起訴的納粹戰犯,檢察官羅伯.坎普納(Robert Kempner)為了起訴他們盡心竭力,現在只能等待結果。
坎普納時年四十九歲,他生性好鬥頑固,勤於利用情報網路,喜歡施展計謀,終其一生總把下巴抬得老高,好像要敵人儘管放馬過來——他的敵人還真的不少。儘管坎普納的體型並不出眾,身高只有一百七十公分上下,頭頂漸禿,但擁有一種能讓人追隨他或敵視他的人格特質。喜歡他的人總認為他充滿領袖魅力、努力不懈,是個正義使者,但敵視他的人卻覺得他喜歡賣弄炫耀、固執己見,簡直像個鄉巴佬。
坎普納曾經與希特勒及納粹黨鬥爭了將近二十年,最後四年的較量舞台,是紐倫堡這個曾被希特勒的自大與盟軍的炸彈給摧毀的城市。他曾為了求生存而努力奮鬥,也曾為了他身處的世界大戰貢獻一己之力,而這戰鬥不懈的人生既是他的個人故事,也是那時代許多人的共同際遇。一九三○年代初期,坎普納還只是柏林市的一名年輕警政官員,他極力主張德國政府應該以叛國罪逮捕希特勒與其追隨者,以免他們毀了威瑪共和國,藉此才能夠阻止他們執行納粹黨的恐怖計畫。一九三三年,納粹取得執政權才沒幾天,坎普納這個猶太裔的自由派納粹政敵就被免去官職。一九三五年,他被短暫拘禁並遭蓋世太保偵訊,此後他逃往義大利再到法國,最後落腳美國,在那裡繼續他與納粹之間的鬥爭。他手握大量德國政府的內部文件,並控制著一個線民網路,因此能幫美國司法部把在美國境內替納粹進行宣傳的人給定罪,而且他提供納粹情報的對象包括戰爭部、神祕的戰略情報局,以及胡佛(J. Edgar Hoover)局長麾下的聯邦調查局。
接下來他的人生轉折彷彿好萊塢劇本,他歸返故里幫美國政府起訴過去的敵人,那些人曾害他丟官,因為他的猶太血統而將他妖魔化,甚至剝奪他的德國公民資格,害他亡命天涯。
在戈林、羅森堡與其他第三帝國高層都在知名的國際大審中,遭到戰爭罪起訴後,坎普納繼續留在紐倫堡幫美國政府處理另外十二個案子,被起訴者是一百七十七名納粹同路人,包括多位利用集中營收容人進行非人道實驗的醫生、負責管理與處決集中營收容人的納粹親衛隊成員、因為強迫勞動而獲利的公司負責人,以及大戰期間在東歐各國負責屠殺平民的處決隊隊長。
由坎普納親自督軍的最後一個案子耗時最久,這編號十一號的案子外號叫作「部長級審判案」(The Ministries Trial),因為大多數被告都是柏林市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上各政府部會的高官。其中名氣最響亮的被告是外交部國務祕書恩斯特.馮.魏茨澤克(Ernst von Weizsäcker),戰時他不但為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鋪路,也有證據顯示,在他的親自批准之下,曾有六千多名猶太人從法國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最惡名昭彰的被告是納粹親衛隊高官戈特洛布.貝格爾(Gottlob Berger),他是一支殘暴行刑隊的指揮官。貝格爾曾在一封信裡這樣描述自己的行刑隊:「多殺兩個波蘭佬也沒什麼了不起,總好過漏掉了兩個沒殺掉。」最令人齒冷的被告莫過於那些銀行家,他們不但出錢蓋集中營,還將滅絕營受害者遺留下來堆積如山的金牙、珠寶與眼鏡全部儲存起來。
審判從一九四七年年底就已經開始,到了此刻,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終於要結案了。三位美國法官走進法庭,坐上位子後,開始高聲朗讀宣判書。宣判書內容總計有八百頁,要三天才能念完。法庭另一頭的納粹被告由憲兵們看守著,他們各個站得筆直,銀盔閃閃發亮,藉由耳機聆聽翻譯成德語的判決內容。最後,二十一名被告裡有十九人被判有罪,其中五人犯下了史無前例、由紐倫堡大審定義的「危害和平罪」。魏茨澤克被判入獄七年,貝格爾二十五年,三位銀行家則是被判五年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對檢方而言,可說是大獲全勝。過去四年來,他們深入挖掘大量的納粹文件,偵訊過數以百計的證人,終於把最惡劣的被告定罪並送入監獄。他們也向世人昭示,德國政府的各部門與各層級都有大屠殺的共犯。就檢方的描述,如坎普納所言,第三帝國「犯下的罪孽罄竹難書」,檢方也因此強化了紐倫堡是「國際法的最後一道防線」這個歷史定位。他們以強而有力的論證來起訴戰犯。
坎普納與納粹黨鬥了那麼久,他的最高成就莫過於把這些人給定罪。
至少我們可以說,這「應該是」他的最高成就才對。

幾年之內,紐倫堡大審的聲譽就被毀了。
大審開始以來,無論是在德國與美國,都有人想將審判給汙名化。在這些批評者眼裡,起訴行動的核心價值並非伸張正義,而是報仇解恨,至於原本個性就令人討厭的坎普納,眾所皆知他偵訊犯人時無所不用其極,於是他也就成為顯現這次大審不公不義的指標人物。例如,坎普納曾經嚴厲偵訊前納粹外交官弗里德里希.高斯(Friedrich Gaus),期間還威脅高斯,說要把證物都交給蘇聯,讓其以戰爭罪起訴他。也曾有美國檢察官聲稱坎普納的策略「愚不可及」,恐怕會把「紐倫堡大審上的普通罪犯變成烈士」。另一位曾遭坎普納進行交互詰問的證人則表示,「他簡直像蓋世太保一樣兇狠。」
一九四八年,坎普納捲入一場激烈的公開論辯中,挑戰者是質疑審判過程不夠公正的德國新教教會主教特奧菲爾.烏爾恩(Theophil Wurm)。烏爾恩寫了一封公開的抗議信給坎普納,而其對此的回應是:會質疑紐倫堡大審的人,事實上都是「德國人民的公敵」。等到媒體大肆報導這次爭辯時,坎普納發現自己成為德國各大報的公審對象。他被譏諷為一心只想報仇、自以為是的流亡猶太人。
就連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也提出批評,因為在他的選區威斯康辛州裡有大量德裔美籍選民。麥卡錫反對起訴魏茨澤克,因為根據他的匿名消息來源指出,魏茨澤克於戰時幫美國在納粹政府裡臥底,貢獻頗多。麥卡錫說,紐倫堡大審阻礙了美國在德國的情蒐工作,並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指出,起訴魏茨澤克實在是「愚蠢至極」,他打算徹底追查此事。
「我認為,」麥卡錫表示,「本委員會應該搞清楚到底是哪些笨蛋——我是經過深思熟慮才用這字眼——在管理那個軍事法庭。」
所有案子都審判結束後,美國戰犯法庭總計讓一千多位納粹人士被判刑入獄。他們大都遭囚禁在慕尼黑附近的蘭茨貝格監獄(Landsberg Prison)。此時,許多西德人仍然拒絕接受盟軍軍事法庭的判決結果,認為那些納粹囚犯並非戰犯,而是被一個不公不義的司法體系所陷害。一九四九年,西德選出立國後的第一任總理後,這個問題也成為主要的爭議點,而此時對蘇聯在歐洲的計畫感到不安的美國,也正努力重建原來的敵國,把西德打造成一個非軍事化的忠實盟國。
冷戰爆發後,現實的國際局勢很快便使得戰犯法庭檢察官的成就化為烏有。
美國駐盟國對德高級委員會專任委員在重新檢視判決結果後,於一九五一年釋放了三分之一被定罪的紐倫堡大審戰犯,除了五名死刑犯以外,其餘戰犯均獲減刑。到了該年年底,在「部長級審判案」後被坎普納關進監獄的所有納粹高官皆已獲釋。儘管美國認為減刑乃寬宏大量之舉,但德國人的解讀卻有所不同:他們認為美國人終於承認紐倫堡大審是不公不義的。坎普納也痛批這個決策。他說:「今天,我想公開向世人發出警訊:過早開啟蘭茨貝格監獄大門將導致極權勢力得以重返社會,對自由世界造成威脅。」
沒有人理會他的警告。美國政府高層因為現實的政治考量而做出讓步,到了一九五八年,幾乎所有戰犯都已經獲釋。

但坎普納並未就此放棄,而是繼續努力不懈。他曾浸淫在納粹戰犯的罪證文件裡四年之久,也很清楚,即便紐倫堡大審是在國際媒體的關注之下進行的,世人仍然並不了解納粹犯罪事實的全貌。
第三帝國的餘孽試圖掌握話語權,從修正主義的角度去改寫納粹時代的德國史,這讓他感到憤怒不已,因此訴諸媒體,展開反擊。坎普納投書《紐約先鋒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許多德國政論作家的筆觸多少都帶有明顯的懷舊感,他們向德國民眾傳達的訊息是,要不是當年『元首』的行徑有點失控,他們應該還是會過得很好。」這是他完全無法接受的。許多右派媒體刊登希特勒如天使般的照片,還有軍國主義者主張,要不是希特勒插手軍務,害將軍們打敗仗,德國也不至於受到如此羞辱,也有納粹外交官開始為戰時的德國脫罪,這一切都令他感到悲哀不已。
他呼籲應該在德國出版紐倫堡大審上所提出的罪證。「唯有如此,才能對抗有人明目張膽在這剛萌芽的共和國裡,系統性地荼毒國民的心智。」
不過,就在寫出這一篇充滿開放精神的文章之前,坎普納卻做了一件與其訴求背道而馳的事:坎普納在紐倫堡大審結束後,將盟軍截獲的重要德國文件其中五份正本帶回家——而且,就算有任何複本存在,也沒有人知道它們的下落。
基於檢察官的權責,坎普納有權調閱任何文件,以供他準備起訴工作。他處理文件的方式曾經不只一次遭人質疑。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一日,文書檔案組主任曾在一份備忘錄裡寫道,坎普納的辦公室借走了五份文件,但並未歸還。「也許可以在此一提的是,這絕非本組首次在勸說坎普納博士歸還圖書館的書籍與文件上遭遇極大困難。」
一九四七年,坎普納在美國的檢方同僚間變得惡名昭彰,只因他對那份僅存的大屠殺相關文件之處置不當。當時,第二輪大審剛剛展開,坎普納重返紐倫堡不久後,即派屬下去調閱德國外交部的紀錄,那些文件從藏匿地哈茨山(Harz Mountains)山區搶救出來後,被送往柏林。某天,有位助理湊巧發現一份十五頁的文件,開頭是這樣寫的:「以下人員參與了有關猶太人最終處置問題的討論,討論地點位於柏林郊區大萬湖畔(Am Grossen Wannsee)五十六/五十八號,時間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這就是所謂的萬湖協議書(Wannsee Protocol),記述由萊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所主持的一場會議,他是希姆萊轄下的親衛隊國家安全部部長,會議議題是如何「撤離」歐洲猶太人。
文件被發現的幾個月後,美國檢察官班傑明.費倫茨(Benjamin Ferencz)坐在辦公桌後,看著另一位檢察官查爾斯.拉佛列(Charles LaFollette)衝進自己的辦公室,對他大叫:「我要殺了那個王八蛋!」拉佛列是另一個紐倫堡案件的負責人,工作是起訴納粹所屬的法官與律師。他已經知道有萬湖協議書這份文件,但坎普納不肯交出來。負責紐倫堡案件的許多檢察官之間存在著競爭關係,而坎普納想必是打算在自己的案子開庭時,才把協議書公諸於世。
費倫茨走到坎普納的辦公室去與他交涉,但坎普納否認自己扣住任何文件。費倫茨不肯放過他,又追問了一陣子後,坎普納才打開辦公桌的最下層抽屜,若無其事地問道,「你是說這個嗎?」
拉佛列很快就知道那份協議書對自己的案子有多重要了:第三帝國司法部也曾派代表出席那場重要會議。他立刻跑去找主任檢察官泰爾佛德.泰勒(Telford Taylor)告狀,要求泰勒「開除那個混蛋」!費倫茨跟了過來,並且幫坎普納講話。他告訴泰勒,要是開除了坎普納,那麼「部長級審判案」肯定就辦不下去,更何況坎普納也只是不小心把協議書擺在自己那裡而已。
「我的話沒有任何人肯信,」多年後費倫茨在寫給坎普納的信裡面這樣寫道。無論如何,泰勒終究還是讓他繼續承辦「部長級審判案」。
紐倫堡大審期間,並非只有坎普納把納粹檔案的正本挪為己用。終戰以來,截獲的文件在軍方各文件中心間流通,用飛機運往巴黎、倫敦與華府等地給情報單位進行判讀,也運往紐倫堡作為戰犯法庭的證物。這些檔案在歐洲各地來來去去,讓想要竊取紀念品的人有機可趁,他們的目標是蓋有無所不在的納粹黨口號「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字樣的納粹信紙,而且上面還要有某位重要人士的簽名。負責保管文件的人特別擔心紐倫堡大審的檢方人員,唯恐他們之所以調閱文件,是像某位陸軍軍官在備忘錄裡面所寫的,「與其說是想要伸張正義,不如說是受到記者般的好奇心影響。」另一位觀察者的結論是,紐倫堡檢方的文書檔案組在掌握紀錄流向方面非常不盡責。
有一份被弄丟的關鍵文件是希特勒的軍事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所寫的備忘錄,其內容顯示「元首」早在一九三七年就計畫要征服歐洲。為此,檢察官們在大審期間只能用一份公證過的複本來當作證物。監督終戰時被截獲的德國文件出版工作的史家曾問坎普納那份備忘錄的下落,他回想起自己曾看過,並表示,「正本也許被某個竊取文件當紀念品的人拿走了。」到了一九四六年九月,某個軍方文件中心的管理人員不再出借文件正本給紐倫堡大審的檢方,因為擔心他們不會歸還已經借走的一千份證物。
大審期間,紐倫堡司法大樓裡到處都是文件。一項一九四八年四月完成的調查顯示,「那些行政檔案、媒體底片與新聞稿、影片庫、法庭錄影帶、偵訊報告錄音帶、圖書館書籍與其他出版品、文件正本、影印的資料、文件複本、裝訂成冊的文件、審判摘要、囚犯檔案、偵訊檔案、偵訊檔案的摘要,還有全部法院及員工所做的證物分析抄本」,全部堆起來的體積超過六萬四千立方英尺。
東西多到官員們擔心有人在無意中把文件正本丟進垃圾桶。就像後來坎普納在回憶錄裡面寫道,當時的狀況真是「亂七八糟」,而他真可以說是趁亂胡作非為。
他說很怕那些可能有爆炸性威力的文件未獲妥善保存,所以才會放在自己那裡,以確保它們能好好發揮效用。他在回憶錄裡坦承,大審期間如果有任何「有興趣而且聰明的」研究者向他索取重要文件,他可能就直接把檔案放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然後在走出門時加上一句:「就當我沒看到。」
他的想法是,與其把「價值不菲的歷史資產」留給可能摧毀它們的政府官僚,不如就託付給值得信賴、志同道合的人,讓它們的內容有面世的機會。
大審後,所有截獲的德國文件正本理應歸還給軍方的各個文件中心,但坎普納想用他收集的文件來撰寫關於納粹時代的文章與書籍。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就在「部長級審判案」判決出爐的前幾天,坎普納收到一封只有一段文字的信函,發信人是檢方文書檔案組主任佛瑞德.尼伯蓋爾(Fred Niebergall):「茲以此函授權政治部會組副檢察長兼主任檢察官羅伯.坎普納博士,將德國紐倫堡戰爭罪大審期間使用的非機密性資料移往他處保留,供其進行調查、寫作、演講與研究。」此一通知非比尋常。後來,某位隸屬於軍情單位的律師甚至非常懷疑,認為以尼伯蓋爾的職務而言,應該不會簽署那種信函。
同一天,坎普納發信給紐約的達頓出版社(E. P. Dutton),附上一本書的提要,是他根據紐倫堡大審期間進行的偵訊工作及德國外交部的文件寫作而成,書名暫定為:「希特勒與他的外交官們」(Hitler and His Diplomats)他早在一月就把書寫好了,某位達頓出版社的編輯對他表達了興趣,並希望能獲知更多細節。
要到後來才會發現,這本書只是坎普納在一九四九年時的出版構想之一。
幾十年後,坎普納在回憶錄裡會解釋他為什麼要從紐倫堡帶走文件。「有一件事我很清楚。當我想寫點東西而得跟各個檔案庫聯絡時,雖然他們會很客氣地答覆我,但卻只會說找不到資料。所以我才會拿走。」
但他這一番說詞根本無法為自己開脫。坎普納其實是希望手裡握有獨家資料,這是其他書寫納粹時代的作家都沒有的重要優勢。
坎普納手握核准函,把他收集的紐倫堡大審文件全都打包,其中還包括他在擔任德國檢察官時代所累積的資料,全部寄回大西洋彼岸的費城郊區住家。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四日,總計超過八千磅的二十九個包裹抵達賓州鐵路的蘭斯唐恩火車站(Lansdown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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