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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改變中國(二)

第二十一章 天安門悲劇
「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
鎮壓:六月三日—四日
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六月三日凌晨兩點五十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當時人在北京的西方學者、眼光獨到的墨寧(Melanie Manion)解釋了鄧小平的理由:「即使為了控制騷亂而在六月三日清空街道,也極有可能無法結束抗議運動。…… 抗議者只會暫時撤退,然後又會累積更大的力量。…… 六月四日動用武力,確實立刻一勞永逸地結束了這場運動。」
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
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愈來愈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
此時距蘇聯瓦解還有兩年,但是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就堅信,蘇聯和東歐領導人沒有為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力做出足夠的努力。在波蘭,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的圓桌會議使團結工聯取得政治控制權,將總統一職改為由選舉方式產生,隨後便是共產黨的解散。巧合的是,波蘭定於六月四日舉行大選,而中國軍隊則在這一天占領天安門廣場。曾在蘇聯留學的江澤民後來讚揚鄧小平行動果斷,使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分崩離析。
總數大約十五萬人的部隊已經在京郊集結待命。他們大多數是乘火車來的,但也有一些士兵是在六月一日乘十架飛機從更遙遠的成都和廣州抵達北京。為了預防需要更多的軍隊,廣州機場從五月三十一日開始有六天沒有售票。軍隊來自七大軍區中的五個,不過所有軍區司令員都表示贊成動用軍隊控制廣場,因此並不存在某軍區事後反對鎮壓學生的風險。無論結果好壞,他們都在一條船上。
在鎮壓過程中,軍隊的戰略家為了不使道路被封堵,早在五月二十六日就派出小隊士兵滲透到北京市內。保密是關鍵。有些部隊乘坐的是沒有標記的卡車,武器也藏了起來。有些部隊為避免受到注意,穿著便裝步行或騎自行車三五成群地進城。有些士兵守在交通要道附近,戴著墨鏡,穿得像是地痞流氓。還有些人被允許穿著軍裝,但扮成外出進行常規跑步訓練的樣子。幾天內,他們不斷以小規模分頭進城,但在六月二日即星期五,進城士兵的數量增加了。尤其是一大批士兵逐漸集結到天安門廣場以西約四英里的軍事博物館,這裡將成為部隊和裝備的重要集結地之一。很多受過特訓的部隊也開始通過地下通道到達天安門廣場旁邊的人民大會堂內,他們將以訓練有素的方式幫助天安門清場。還有一些穿便裝的士兵布置在全市一些重要地點,負責提供有關道路封鎖狀況和示威者動態的情報。
五月十九日軍隊第一次試圖實施戒嚴時是在夜間行動,他們誤以為人們都在睡覺,沒有想到北京市民會借著月光湧上街頭。軍隊領導人第二次採取行動時選擇了六月三日夜間,按陰曆這應該是最黑的一個夜晚。這個日子還有一個好處,因為六月四日是星期日,如果秩序能在這一天恢復,那麼混亂就基本上被控制在週末而不是平常的工作日。
鄧小平在六月三日承認,即使天安門廣場和整個北京的秩序大體得到恢復,也需要幾個月甚至數年時間才能改變人們的想法。他並不著急,並且覺得沒有必要譴責那些參加絕食、示威或請願的人。他命令軍隊只把違法者和試圖顛覆國家的人視為目標。他告訴他們,鎮壓的理由是,為了繼續改革開放,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中國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
在解釋動用軍隊的理由時,鄧小平承認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說,如果讓示威和貼大字報的現象繼續下去,就沒有精力把事情做好。他說,黨的領導人要解釋恢復秩序的決定,說服各級幹部,讓他們相信對抗議者採取行動是正確的。
在六月三日之前的幾天裡,學生開始覺察到軍隊調動的一些跡象,但是他們不清楚已經有多少士兵滲透進市中心。此外,大多數學生無法想像他們的抗議會導致開槍。在六月三日之前,學生有幾次投票表決是否繼續占領廣場。大多數人都投票贊成留下,因為主張離開的人已經用腳投票了。但是在六月四日前的幾天裡,一些學生領袖害怕受到懲罰,試圖與政府談判。離開廣場的條件是保證他們不受懲罰,並且學生組織得到正式承認。但他們沒有獲得保證。
六月二日夜裡,街頭傳出一些部隊正開進北京的傳言。示威者及其支持者到處傳話,結果,軍隊試圖進城時有很多部隊車輛遭到堵截、推翻甚至燒毀。同時,政府官員則要求繼續推進。六月三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的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鄧小平,立刻得到批准。領導人在六月二日估計會遇到示威者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低估了對抗的強度。據陳希同說,人們「圍困並毆打解放軍。……還有暴徒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中央機關和一些重要部門遭到衝擊」。抵抗的規模和決心讓李鵬十分焦躁,他第一次使用了「反革命暴亂」的說法,這意味著要像對待敵人那樣對付抵抗者。他說:「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鎮壓首都這場反革命暴亂。我們對付這一小撮暴亂份子不可手軟。授權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必要時運用任何方法去對付阻撓這項任務的人。」
六月三日各集團軍司令也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開會,研究進攻計畫的細節:將用機動車把士兵分三批運進北京,每一批部隊都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行動。第一批將在下午五點到六點半之間從三環和四環出發,第二批在七點到八點之間出發,第三批在九點到十點半之間出發。早到的卡車上有些並不會配備武器,但前三批軍隊之後將有兩批武裝軍人趕到:一批將在十點半出發,另一批午夜後出發。士兵要在黎明前清空廣場。
行動按計畫進行。六月三日下午六點半,廣播和電視發布緊急通告,為了保護生命安全,工人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中央電視台不停播放這條通告,廣場上的大喇叭也同樣廣播。但是通告沒有具體說明部隊就要進城。由於政府已多次發出其他警告,很多人未能重視「保護你們的生命」這句話。
六月二日和三日,抗議的學生採用了他們自五月十九日以來學會的策略。儘管有無線對講機的人很少,但他們有效利用摩托車來傳遞部隊移動的消息。數百名稱為「飛虎隊」的摩托車騎士向各個地點傳送消息,告知部隊的動向,使人們能夠及時設置路障。當路障迫使領頭的卡車停下來時,人們便一擁而上,割破輪胎或放氣,使卡車無法繼續前進。然後人們又割斷線路或拆卸零件,開始嘲弄車上的士兵,並朝他們扔磚頭石塊,有時候還攻擊坐在卡車後面的士兵。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擋住了第一批卡車,而且使後來出發的卡車也無法繞過前面不能動彈的車隊。
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發生在六月三日夜晚到四日凌晨天安門以西四英里的大街上,這裡離木樨地立交橋不遠,附近的高樓居住著很多退休高幹。三十八軍的部隊在晚上九點半到達木樨地時,看到數千名市民聚集在這裡阻止他們前進。公車被拖到木樨地立交橋的路中央,擋住裝甲運兵車前行。解放軍先是放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但沒有多大效果,人們大膽地向部隊投擲石塊和雜物回應。有個軍官用擴音器命令人群散開,也沒有奏效。由於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以身體抱恙為由拒絕帶兵,這支從西面開過來的軍隊就像在中國內戰中向解放軍投誠的國民黨軍隊一樣,承受著需要證明自己忠誠的特殊壓力。大約十點半前後,木樨地立交橋附近的部隊開始對空鳴槍,投擲眩暈手榴彈,但並未造成死亡。
夜裡十一點時,仍然無法前進的部隊開始直接射擊人群,使用的是每分鐘能發射九十發子彈的AK—47自動步槍。有人中彈時其他人就會將傷者搬離危險區,抬上救護車或放在自行車和三輪車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復興醫院。解放軍的卡車和裝甲運兵車也開始全速前進,壓過任何敢於擋路的人。即使開始使用真槍實彈、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花了大約四個小時,才走完從木樨地到天安門大約四英里的路程。
在天安門廣場,雖然午夜之前到達的部隊人數有限,但一些員警和便衣早在幾小時前就已經來到這裡。晚上八點,燈光照亮了廣場和東長安街,到晚上九點時這條大街上已幾乎空無一人。裝甲運兵車和坦克開始載著部隊進入廣場。在數英裡外,當軍隊從東邊向廣場開進時,一些步槍子彈擊中外國攝影師和記者所在大樓的窗戶;軍隊這是在警告他們不要靠近窗戶,因為那裡可以拍攝到廣場附近的屠殺畫面。一些穿便衣的軍官擋住外國人,告訴他們離開大街以免受傷,並警告他們不要拍攝軍事行動的照片。很多拍攝者的照相機和膠捲被沒收。
在部隊開始進入廣場之前,廣場上仍有大約十萬名示威者。六月四日即星期日凌晨一點,軍人開始從不同方向到達廣場。在廣場四周、長安街和人民大會堂前,士兵開始朝著向他們謾罵、扔磚頭並朝拒絕離開的平民開槍。抗議者沒有想到士兵會用真槍實彈對付他們,當一些被打死或打傷的抗議者被抬走時,剩下的人才開始恐慌。
到凌晨兩點時廣場上只剩下幾千人。學生領袖柴玲宣布,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就留。台灣流行音樂人侯德健和其他幾位著名知識份子早在五月二十七日就來到天安門廣場,當時他們都認為這可能是學生占領廣場的最後幾天。侯德健用麥克風警告仍然留在廣場上的人,武裝部隊正在向廣場推進。他說,現在聽他講話的人已經證明自己不怕死,但是血已經流得夠多了,留在這裡的人應該和平撤離,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被當作武器的東西。
當部隊步步逼近時,侯德健和另外三個人於三點四十分左右與戒嚴部隊見面,協商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經過簡短的談判後,解放軍軍官表示同意。凌晨四點廣場燈光關閉。侯德健返回後不久就通過話筒宣布他們達成的協定,讓留在廣場的學生馬上離開。大約三千人跟隨著侯德健匆匆離開廣場。四點半軍隊和軍車向前推進,留下來的學生往西南方撤退。早上五點二十分時大約只剩兩百名無畏的示威者。他們被部隊強行趕走時,是黎明之前,五點四十分,正如清場命令要求的,廣場上不留一個示威者。
據一些目擊者說,廣場上有人中彈,但政府發言人否認凌晨四點半到五點半之間廣場上有任何人中彈,這是含蓄承認此前和此後可能有人遭到射殺。政府也不否認廣場附近的長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極大。中國官方在六月四日幾天後的報告中說死了兩百多人,包括二十名軍人和二十三名學生,大約兩千人受傷。李鵬在七月二日對斯考克說死了三百一十人,其中包括一些解放軍戰士和三名學生。遇害人之一的母親丁子霖後來試圖蒐集當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二○○八年為止她總共蒐集到近三百個姓名。據三十八軍政委李志遠的報告,除了死傷的士兵,有六十五輛卡車和四十七輛裝甲運兵車被毀,另有四百八十五輛軍車受損。認真研究過此一事件的外國觀察家所做出的最可靠估計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約在三百人到兩千六百人之間,有數千人受傷。最初一些外國的報導說有上萬人死亡,後來都承認這是嚴重的誇大。當時在北京的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據外國武官的估計以及來自北京所有十一所大醫院的資料報告說,這些醫院中至少有四百七十八人死亡,九百二十人受傷。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數可能高於這些醫院記錄的數字,因為一些家庭擔心傷者或家人受到長期政治迫害,或私下治療,或通過非正常管道處理了死者的屍體。
解放軍和員警在清場之後,花了幾天時間清掃示威期間遍地垃圾的廣場並搗毀民主女神像。雖然與當地市民發生零星扭打,但那晚的流血鎮壓之後,北京和天安門廣場很快就恢復了令人不安的平靜。
示威的學生領袖受到追捕;有些人被短期拘留,還有一些人被投入監獄。甚至一些著名知識份子,譬如在廣場上勸說學生撤離的戴晴,也遭到逮捕和監禁。鄧小平親自決定將趙紫陽的祕書鮑彤判刑七年,但他服刑期滿後仍然處在嚴密的監控之下。趙紫陽的另外一些部下也被監禁,一些示威者在二十多年後仍未獲釋。通過「地下通道」提供的藏身處以及勇敢友人的幫助,包括柴玲和吾爾開希在內的一些學生領袖,以及像嚴家其和陳一咨那樣的知識份子領袖,設法成功逃往國外。而王丹被監禁幾年後獲釋,他流亡到西方,繼續自己的學業。


以上文章出自於「鄧小平改變中國
作者:傅高義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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